构筑“长安学”的历史文化依据(2)
道家正是在这种自然性的天的基础上，提出了“万物自化”、“道法自然”，圣人只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的“天人合一”的学说；儒家也从“格物修身”的角度提出各种不同的“天人合一”思想；荀子则强调“人定胜天”；真正将“天人合一”思想恰当表达的则是唐代的刘禹锡。当时围绕着社会变革，展开了一场“天人之辩”的大讨论，刘禹锡在其《天论》（中篇）里明确提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交相胜论”，意思是说，有些地方人可以胜天，但在有些地方天却可以胜人，人绝对不能苛求于天，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蛮干。即使在今天，这些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增进环保意识，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天人并生”，提供了思想根据。
“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民本和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商。《尚书·商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些都是从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角度来谈的。而真正从有利民生、减轻人民负担的角度出发，并将“以人为本”四字连提者，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贞观政要·务政》篇中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妄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已自励耳。”可见，“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关注衣食民生，减轻人民负担，节制统治者的过盛欲求，真正做到“安人宁国”，让老百姓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作为封建君王，唐太宗不但提出而且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施政纲要加以实践，实属难能可贵、可赞可叹！
“长安学”或“长安礼学”实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或者说，就是它的初级阶段或早期阶段。如果说，“宋明理学”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全面整合提供了理论根据，那么，“长安礼学”则为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相对于“宋明理学”而言，“长安学”或“长安礼学”虽然在文明发展的程度和层次上比较低微不足，但其文化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积聚的可用资源也相当深厚，而且更有旺盛的发展潜能与活力。由此可见，“长安学”的构建很有必要，它对于进一步弘扬人文传统、开掘文化资源、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现代人文主义的重组重建，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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