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贡献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多年的内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贡献永载史册。

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各地方实力派不断进行围剿和瓦解，使国家实力在内战中受到了极大的消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随后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奉命来陕“围剿”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和陕西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率先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定。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对时局的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基本一致。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说，张、杨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二、中共代表赴西安调停，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外震惊，张、杨立即处于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如何善后，张、杨事先根本没有计划，事变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也出乎意料，张学良遂紧急向中共发出电报，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协商解决。

中共中央收电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前往西安。中共代表团17日抵达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交谈，了解事变初衷和经过，并认真研判南京政府的动向和国内外舆论，当晚报告中共中央。18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又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主张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蒋介石个人，也提出了“保蒋安全”，甚至“放蒋”。

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12月23日、24日，在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的宋美龄、宋子文兄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激烈的谈判中，周恩来成为谈判主角，他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不偏不倚，斡旋于南京和西安两方，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

三、苦撑危局，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机刚抵洛阳，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歪曲西安事变，颠倒黑白，毛泽东称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针对蒋介石的声明，毛泽东紧接着在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直言不讳地提醒蒋介石别忘了共产党在西安的调停，如果背信弃义，不践行自己的承诺，或在抗日问题上徘徊不定，全国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而去。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如鲠在喉，对挑起内战不得不有所顾忌。

蒋介石抵达南京后，立即软禁张学良，同时中央军又兵压潼关，东北军群龙无首，西安局势异常混乱，内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避免内战，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一方面警告南京政府勿起战端，并派红军南下关中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布防；另一方面，力劝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将领以民族大义为重，冷静对待，妥善处理，不能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成果。在中共的努力下，西安方面最终对南京的挑衅采取了妥协退让，放回了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和飞机。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在中共的帮助下，坚持“隙不我开”原则，让蒋介石无法找到发动内战的借口，从而避免了新一轮内战的爆发。

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军官，血气方刚、爱意气用事，对张学良更是忠心耿耿。张学良被扣后，他们竭力鼓动与南京政府一战，武力营救张学良，成为东北军中的“主战派”。西安各方确立和平解决方针后，主战派枪杀王以哲，酿成了“二·二事件”，东北军内部面临着分裂。周恩来及时出面调停，力挽狂澜，一方面保护少壮派军官，把他们安全转移。同时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王家吊唁，对东北军将领晓以大义，从而使一场内战很快得到消弭。（作者系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林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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