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上北大与“包产到户”（下）

原文善

土改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房屋。紧接着，在晋东南地区就尝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包括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的土地，都归公了。到1958年“吃食堂”时，仅有的消费资料也归“公”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归公了，手工业也搞合作社。过去村里人炼铁、翻砂的行业就组成了铁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炼铁、翻砂剩出的炉渣里有拣不尽的碎铁。在炉渣里拣出“碎铁”，可以到铁业生产合作社卖钱，许多小伙伴蜂拥跑到河边的炉渣里拣铁，我手快眼明，拣的最多，堆在院子里一大堆。开学时卖了缴学费。我奶奶说，我爷爷生前就是拣碎铁的。我没有见过我爷爷，我父亲说，这是遗传——眼明手快。我也拣铁，也看大人们如何操作，自然也学会了土高炉炼铁。

过去土法炼铁，是用钳锅炼的，是最原始的。而解放后，逐渐用土高炉炼铁。土在什么地方？土在炼铁时，土高炉用的是无烟煤，而洋高炉用的是焦炭。而我们村，是最先实验成功了用无烟煤炼铁，此时恰好是毛主席号召大办钢铁的1958年。因为老人家一号召土法上马，全国各地潮水般的人涌向这个离县城10里的山村。每天有近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其热闹场面不亚于后来毛主席号召学大寨人们蜂拥昔阳的非凡场景。

我上学的晋城中学的党委书记一行也闻讯赶来参观。他们惊奇地在高炉旁见了我，下坡骑驴地让我学土高炉炼铁，开学后回校办厂。学校也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办起了土高炉。我祖上是炼铁翻砂的，我又学会了土高炉的操作方法，如矿石、石灰和煤炭的配合比例，炉内的修复、看火候与炉前的操作。所以学校的土高炉很快地炼出第一炉铁水。一炮打响，消息很快传开。周围的土高炉不出铁时，还请我这个“小师傅”去诊断呢。就是现在所说的报纸有名、喇叭有声。《山西日报》登过我的名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闻讯来学校视察时，还拉着我在炉前照了相，我的肩膀上扛了一块条状的铁条，照片登在《晋东南报》上。我那时好风光。时年我17岁。因为周围几家土高炉要么不出烟，要么是不出铁，我曾以师傅的身份去指导过，所以当时小有名气。1960年考上大学时，语文老师也兴猜题，说每人写一篇记叙文，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就写了土高炉出铁记，并在文中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谁知高考的语文题被老师猜中了。我就把下面写的作文题原封不动地抄了上去。因为是从自己炼铁的个人经历中写起，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全是真情实感，又紧扣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所以得了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但我知道，在作文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得不偿失”的言论，是“顺杆爬”，心里总是愧疚。

上大学后，我知道彭德怀就关在北大西校门对面的吴家花园。我最崇拜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彭大将军。因为谁敢犯言直谏，唯我彭大将军。文谏死武战死，彭老总都沾上啦！后来听人说，彭老总在园子里种了一亩小麦，精心浇灌施肥，看能不能打上万斤。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多么想进去看一看呀！一天，我走在吴家花园的围墙下，看见3、4米高的围墙上还有铁丝网，心里就有点紧张，又看见围墙伸出一根水管，正在琢磨时，已走到了大门口。大门上有个小洞，里面有眼睛盯着我。我又往前走，过不去。这时，便衣上来询问我，并把我带回门房盘问，并打电话给校卫队，让人去把我带回来。后来马春同学把我接回来。张富森问我：“有人给你吃饭吧？”我哄他说：“我还吃了个窝窝头呢！”他好羡慕，那时能混上一顿饭吃，好不容易。

我在私下里说了“包产到户”是为了“一跃而后退”的话，就把我家的成分和反右时期的事扯到一堆，这是传统的老方法，翻旧账、揭老底。但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成“反动”学生呢？2005年，苏晓明同学在郑州的财政宾馆给北京大学经济学60级同学聚会搭建了一个平台。当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黄树林刚入座时，同室的马春同学没有嘘寒问暖，就直问黄树林：“当初毕业时，是否要把原文善打成‘反动’学生？”，黄支吾着说：“你那是听杨凤柱说的吧？”看来党支部有这个动议，因为经济学59级政经专业已经把给包产到户唱赞歌的李法文同学打成了“反动学生”而且遣送回河南老家劳动，他们也要依样学样。但当时北大也在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斗来斗去，已无暇顾及我这“一句话”的问题。这是我的分析，但他们仍然是不放过我，在我毕业的鉴定书上写着“对三面红旗动摇，到基层接受锻炼。”

这等于给我的头上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在历次的运动中，只要我有所谓的不轨言论，总有人给我念这个“紧箍咒”。我参加社教后，因为找不出“四不清”干部的盗窃和贪污问题时，工作组回来整风时，就有人提出我在学校里的包产到户言论。70年代，我在汉中日报社值夜班，市上领导打电话来问第二天报纸什么时候出来，我说：“可能明天早上3、4点吧？”他嫌我回答得不准确，气愤地问：“你姓啥？”我也不客气地说：“我姓原，明天看你能把老子吃了吧。”就是这句话，军代表批判我的“老子主义”。发动报社的员工给我贴了三百张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揭露了我家的成分和北大对我的鉴定评语。再后来，到1976年，一位北大同学从杭州来，给了我一份“总理遗言”。谁知道我处于记者编辑的位置上，人脉关系广，一下子传遍了汉中。汉中公安处追查“总理遗言”时，制了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图，我坐在高高的金字塔上，预示着汉中的“谣言”是我传的。上午开会批评我，准备逮捕我，在批判会上，又有人提出我的“包产到户”言论和北大鉴定评语。此时，他们要扩大事态，派了两个人到北大调查我的材料。这是到2005年在郑州同学们事隔40年后见面时，见到了马春同学，他说：“文革中，你们报社还派了两个人来北京，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找到我，调查你的“包产到户”的反动言论。我问：“你咋回答的？”马春说，“我说你当时的言论属于学术探讨。过去学界有禁区、学术无禁区，政治有纪律。他这么一说是学术问题，就同政治不沾边啦！”

包产到户纠缠了我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才清楚了：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包产到户解决不了农民的致富问题，因为它的经济不规模。没有规模经济。只有让农民进城，让不太多的人留在农村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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