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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征集陕西革命史料成柏仁

2011-08-25 14:17  兵马俑在线  字号:T|T

自从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倡导中国革命以来,陕西的党人,连续地未曾间断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历次壮烈的牺牲,较之东南、西南,以及全国各地,可以说毫无逊色。国都未迁以前,陕西孤立一隅,在清朝皇帝、北洋军阀肘腋之下,很勇敢地、坚决地、百折不回地摇撼他们的政权,在建国、护国、靖国,以及1926年北伐的各种阶段里,常常立在战线的最前面,做开路的先锋,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民国成立,军阀推倒,北伐完成,受陕西的革命影响最大,这并不是我们自夸,一幕一幕的历史,摆在前面,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降至今日,中央及各省,均有党史编纂的工作,唯独革命的陕西,好像是只重现实,对于过去的史迹,淡焉漠焉,简直是无人过问。前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南京曾一度从事于此,中央在过去亦派人来陕采访,但是躬历其役的陕西党人,无一点记载,有高位者,无暇秉笔,任采访者,只知片断。未曾亲历其境的人,更是摸不着头绪,这种事业又不能在空中建立楼阁,所以中央及于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均无所成就,或者说成就很少。

有人以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连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要下这身后的虚名,有何用处?搜集史料,传播他的虚名,更是无谓之至。这是真理吗?我们搜集史料,仅为传播死者的虚名吗?一个革命党人,当然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抱有无限的热望,尤其在国家民族垂危之时,以肯牺牲他的性命,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种精神,当然与国家民族共同悠久。他的身命可丧,他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绝不可丧。他的姓字固然不希望流传,与他姓字有关联的史事,却绝对不能不传。记得龚自珍先生,在他的《古史钩沉论》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我们的国家,尚未至被人灭亡之境,我们的国史,却自己轻忽如斯,国难之严重,国民志气之消沉,这恐怕是一个绝大的原因吧?

有人以为革命党人,品类庞杂,当年事迹,污点很多,死者已矣,何必播其丑而扬其恶?此说出自反对党人者之口,我们认为是桀犬吠尧,立场不同,不能相强。然而革命同志中间亦有执此说以相难者,此皆对革命事业,未有深刻之认识,当时逼于环境,为无意识之参加,及时过境迁,而本来面目,完全暴露。不知建立国家,为极艰巨之事业,而破坏扰攘,亦过程中必经之阶段。在历史上屠沽负贩,列于功臣之林,草泽英雄,尊为座上之客,法兰西几次的革命,党人备受讥诋,苏俄的共产党,私德令人指摘者尤多,此种例子举不胜举。我们以为党人之罪恶,不在破坏,而在破坏后不能继之以建设。总理在清末及民国初年,亦常被清朝与北洋军阀诋为叛逆,认为大逆不道,然而现在却人人奉为神明,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救星,这不是极好的比喻吗?

又有人谓:民国建立,仅仅24年,参加历次革命诸人,健在者尚多,且有居高位,负重责者,若列记事实加以褒贬,未免顾忌太多,若故作曲笔,专事隐讳,又与征信之旨相悖。何不稍待岁月,俟诸人逝世后,再作盖棺论定。此种观点,约有两种错误:一、不明史与史料之分别。二、未曾考虑关于此事之陕西环境。近代我国的史学大家章学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古人一事,必具

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又说:“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说:“著述譬之韩信用兵,比类譬之萧和转饷(见甲乙剩稿内报黄大俞先生书)。”我们看了章先生的学说,知道他所说的著述,就是我们所谓“史”;他所说的比类,就是我们所谓“史料”。作史非有史才、史识、史学、史德具备的人才,不能随便褒贬,此类人才,又是旷代一遇,不能强求。至于史料之比次,就全在随时之搜集,用兵虽在一时运用,而饷需必先预为储积。我们不敢妄言作史,然而我们必须为良史储材,倘使我们将材料备妥,一遇良史,自能恣其纵横变化。我们的目的,既在为良将备饷,为良史储材。饷存仓库,材储箱箧,不全行发布以沽名,拟酌藏深山而待访,似无顾忌隐讳之可虑,此一说也。陕西连年兵灾,闾阎破坏不堪,当时重要档案,既已尽付灰烬,而耆老故人,又复逐渐凋零。若不乘时搜集,在幸存者口内,叙述一点实迹,迨到旧党人死完,虽有好事者搜罗,有良史材秉笔,这种毫无凭藉的环境,如何能姿其纵横变化,此又一说。

综上三项议论,我们既根据事实、学理,以破其惑。次述我们的动机与感想,而以征集的步骤与方法为之殿,希望与我革命的同志,共商榷之。

我们鉴于年来国步之艰难,外患之紧迫,觉得国民志气消沉,革命情绪锐减,实在是一种危亡之征。固然国民饱经忧患,知道救亡图存,并非脚踏实地充实国力,积极建设,绝不足以挽颓运而图复兴。而且绝非空喊口号,只贴标语,所能致国家于富强。但是我们的敌人,监视我们过严,设使我们无最低限度的预备牺牲,我敢断言,我们的敌人,绝不能容许我们从容地充实国力,进行建设,那么国民革命情绪之鼓励,尚有万分的需要。陕西的革命先烈,从来就不做专门宣传的工作,他们的意志甚坚决,情感极浓厚,对国家民族极忠诚,对领袖极纯洁。我们搜集先烈的遗事遗言,对救国保种,均有莫大的补益。

自从西方的物质文明,笼罩世界,国民被其诱惑,陶醉于拜金主义之下,失掉了许多节操,虽革命党人,能逃出这一关者,亦是难乎其难。陕西的革命先烈,人生观极其单纯,苦难困厄,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绝不在物质上争长比短。辛亥革命时,许多旧式中学的学生,在军装局内,抢出一支枪来,马上加入战场,与敌人拼命地斗争,虽牺牲而不悔。及到战争结束,马上又放下枪支,就业的就业,求学的求学,无一人向其高级领袖要求报酬者,此则记者之所亲历,皆有事实,可以证明。靖国军时,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夫役,每人每日,仅给铜钱四百文,虽然说不上士饱马腾,然而武人艰难地抗战,文人艰难地奔走。整整地支持了五年,经过大小百余战,终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段落,像这种珍贵的史料,实在有搜罗编述,振聋发聩的价值。

陕西的革命与中国的革命,相为终始。20余年来,凡关于总理领导决定国运的几次革命,陕西是无一次不曾参加,在地理上接近北京政府的统治,又无海口以为补充,所以战争一起,牺牲就特别壮烈。我们今日看见许多的孤儿寡妇,无饭吃,无衣穿,无学上;想起许多的遗骸剩骨,尚弃置在古庙荒原,无人掩埋,宋向辰先生的墓内,足然有人乱埋他的士兵,井勿幕先生,亦是草草地一葬。我们今日听见公葬这个,明日看见公葬那个,虽然公葬的人,对于过去的革命,多少是有关系,但是像这种倡导革命理论,参加实际工作,而以身殉国的先烈,到今日是否尚有人忆及,思念到此,不知不觉地令人伤心坠泪。中央成立的遗族学校,陕西先烈的子弟入学,不寻情面不能进校,连年不幸灾旱频仍,许多先烈的遗族,饿毙者累累,失学犹是幸运,然而一看我们的大小领袖,哪一个的子弟,未曾入学,出洋的出洋,出省的出省,谁还管这一群痴呆子的后辈,能否成立。我们愧无力量,广为沾顾,令这一大批的鬼雄,从此淹没,他的子孙,从此堕落,良心上的谴责,我们实在是受不了的。

记者前在上海,遇见一位云南的朋友,他送了我一部所谓《会泽政书》,其中的记载,完全为会泽唐赓(继尧)先生的文事武功。唐先生历次领导西南革命,对国家亦甚有功绩,现在虽然死在地下,但是我们仍然敬其人格,念其勋烈。我们对此书的抗议,就是叙陕西靖国军的一段,不合当时实际的事实。他说陕西靖国军的革命,完全为唐赓先生所策动,于右任先生的归陕领导,亦是受了唐赓先生的暗示(大意如此,原文不在手边,无从引证)。幸而记者始终参加这次革命,于右任先生的归陕,记者也是主张最早催促最力的一人,知道这一事件的本末,非此一书所能抹杀。然而外省党人之未悉底蕴者,恐怕就要据此作为定案,岂非是冤煞陕西的党人,以及于先生?然而我们一无记载,不加辨正,后世人谁还能知道当日的事实,去题竟然如此之远。

上面述明了我们征集陕西革命史料的动机与感想,已经觉得痛伤无穷,感慨万分。但是我们不能因感慨痛伤,而终置此事于不问。有人说:这是政府、党部职权以内的事,你们不必越俎代谋,这是我们承认的,倘使政府、党部,从事于此,我们可以马上结束,直接间接地尽力供给材料。但是我们想想:哪一次的政府,把这件事郑重考虑过,不说别的,拿陕西革命的纪念日说,武昌起义后,首先响应的,就是陕西、湖南两省(同日光复),试问十余年来的省政府,谁还记得起九月初一日,为陕西应该举行的一次纪念?这与民国成立多少有一点关系的纪念日,都忘怀了,还说得到什么护国军、靖国军的纪念日,还说得到什么革命史料的征集与不征集。说到党部,搜罗党史,当然也算是任务之一。可是今日的党员,知道当日事实之演变者,恐怕也不大多,翻起旧账,恐怕也要感觉多少的困难。然则非我们自己搜罗,这一段史实,恐怕终要湮没了吧?

这里一定有人要问,你们将政府、党部的职权,都侵占了去,你们对这事的成功有把握吗?我的答复是:“把握是毫无把握,不过步骤、方法,尚可多方筹划,尽心尽力,看能成就多少?完全成功是不能预定的。”因为上文已经述明,关于此事的档案文件,早已毁灭,凭藉是非常之少,以于右任先生的大力,经过数年,尚不能成功,何况微弱渺小的我们?不过我们受良心的驱遣,不能不尽尽心力而已。

现在将我们预定的步骤与方法,写在下面,求各方同志的教正与赞助。

(一)征集陕西革命史料,拟从靖国军一役起始,以次上推至辛亥革命秘密运动时代。因为靖国军一役,距现在最近,参加同志尚多健在,征集简则,登载本报内封面,此处不赘。

(二)其他各役之记载,亦特别欢迎,除择精粹者,登载本报外,暂时不加编纂。

(三)靖国军史料,现时未能发表者尚多,本报所登,如有简漏错误之处,各同志来函教正,不胜欢迎,但不在报上作公开辩论。

(四)我们认为唯一的搜求方法,全在参加各同志的笔记与口述,本报将有专人,特别访问,希望散在各地的同志,供给材料,并通函告知地址,以便通信或专访。

(五)我们的步骤,是已定的,不变更的,我们的方法,是活动的,可以临时更改的,希望各同志特别指示关于方法的各问题。

(原载1935年3月24日第1卷第4期《秦风周报》,署名“成柏人”),感谢yichenxq投稿!

本文原载于兵马俑在线(www.wmxa.cn),转载请保留本链接,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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