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去”西安呈现真实的中国史(2)

2015-10-31 16:33　　光明日报　　字号：T|T

从秦咸阳到汉长安

同行者闻言静视，我心则又为西而奔。我想起有周一代所创的中国之西的千秋基业，实乃中国之业。这个中国之西，于关中大原自丰镐宗周以降，再起秦咸阳，又兴汉长安，中经隋大兴，最后于唐长安见高端极致，于“中世纪”的世界尽显东方风流，文明记忆绵延浩荡，直至今天，一个西字，关中之西，中国之西，思忖可一言以蔽之。

光明日报：“去”西安呈现真实的中国史

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

是的，我们该在何种意义上来言说现实中的西安和历史上的西安，该在何种意义上来言说汉与唐不同的长安，或相同的一个长安？其实，在秦岭以北，八水纵横的关中平原的中央区位，丰镐宗周之后，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此消彼长，铺张错落，墟址相连，聚落于同一片钟灵毓秀，呼吸于同一片天府之天，在中国时空中已筑就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化的城市时空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合而观之，岂独一个唐长安又一个汉长安？自其整体观之，它们都是西安历史的一部分。占据关中天府，京师天下中国，它们的志向都在以一个中国之西的自觉，而担当协合中国四方重。这应是唐长安以及它之前的所有时段的西京大城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落脚在东西两京地缘政治制度安排上，一直绵延到晚唐时期，这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之间的平衡掌控机制始终是左右中国格局的地缘政治主轴，其本质就是以西撑中。

宗周之后，东周以洛阳为京，乃是关中之“西”的局势维艰所迫。但周之东迁，关中之西又有大秦继之扛鼎，此时周秦之间、咸阳与洛阳之间，乃为以往西周两京中国政治的另一种变形形态。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是因西汉末年关中京兆之地被战乱损毁严重，于是偏安东京洛阳。东周、东汉虽都京洛阳，但一直未改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之间的两京紧密联系机制，长安也一直作为京兆故都而具特殊的价值与地位。今天我们读东汉班固和张衡所作的《两都赋》和《两京赋》，虽意在奢华西京建制风格与简朴东京洛阳之间的对比，而称颂东汉秉持崇实抑侈道德，但其中不免对昔日一代雄汉气象的感伤与悲凉，却是真实地流露于字里行间的：“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

总体上，中原在中国时空中占尽充分的象征性和正统性，定京洛阳可取得天下之中的舆论优势，但它解决大中国的四方问题的能力却相对弱化了，也是事实。等待群雄逐鹿的中原很少成为主体矛盾，或者说中原自夏商奠基并被西周确认命名后，也基本上不会成为问题，此后中国的问题大都存在于其地缘的东西南北。在中国历代格局中，中原的重要性仅在于它的不可或缺与象征性遗产。如此看中原作为京都的洛阳，东周自不必说，春秋战国实之；东汉虽承平一时，却是延续西汉的大一统强盛的遗产，承受前汉基业恩泽，恐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更何况洛阳长安实为一也，都是坐实西部而临天下，西的问题，始终居于东汉政治与文化的核心。班超继张骞后出使西域，几代东汉帝王基于西北安定大局而西向解决西域都护问题、北向解决匈奴问题，以西控北，西北兼制，西汉东汉的政治现实与治理传统，地缘政治方向大体相同。

与汉唐相比，秦汉，甚至周秦的连称，都或许更有道理。周人居岐山之原时，秦人居于周的西边，《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的秦人最西的一个地点西犬丘或称西垂，即在今关陇之间天水附近。春秋末期时周人迁都至成周洛阳，秦国随后东进填充，定居在周原附近的雍，进而在西元前350年秦孝公率秦人再东迁定都咸阳，隔渭河可以与南岸丰镐宗周故城相望。于是咸阳宗周一线又成为秦国继西周人后再次居西以君临天下的支点。战国时代齐秦争霸，中国雄心均昭然若揭，势均力敌，甚至齐的势头与文化更有理由“并中国”，结果却为秦所成功实现，不能不说秦占关中之地，得成周故地与东洛之间的两京联线的传统之情势，为历史契机埋下了天时地利的伏笔，为其一大原因，可作一猜想。

进而思之，为什么秦国迁居关中渭河平原建都却不依宗周丰镐旧城，却要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命名另建咸阳新城呢？我想这很可能与周秦人所共同的王畿视野有关，这种王畿视野与观念来自对天下中国的把握。周秦自西来而前仆后继地崛起，都似乎先天具备那种来自于西的天命，从来都是着眼于君临天下而依中国观念来进行京都建设，他们建京师的视野是开放性的大王畿视野，而不是仅仅出于一座都城的考量。中国这样宏阔的天下山河与心灵同构的统治视野，使其都城首先是国家权力中心，依皇帝的权力功能与象征意义来营建，宫殿体系是其核心内容。它是统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因此生活设施和商市都是服务或服从于政治设施而后起的。政治皇权宫殿比城市更重要，主要是造宫殿而不是造城，或者宫殿即城，或先有宫殿后形成城市。周秦依中国时空的把握与视野，除了封建制（分封建国、封邦建国）或郡县制的掌控天下中国的不同战略思维而外，最重要的就是于偌大山河形胜的大地域把握下的京师设置战略思维，以及筑建王畿的战略思维。京师设置以控国土人民如前面已提到的西周开始创造的两京制安排，就是基于西周“中国观”的；而对王畿的筑建，自西周开始，也是基于整个关中地区山河形胜的，是开放式、大思路的，并不局限在一城之池。

宗周就是由丰和镐京两城组成的，这一形态到了秦王朝，则一改往昔格局，它完全将整个八百里秦川、天府关中当作宏伟王畿来筑建，仿佛要以一座“千里王畿”或“千里王都”来对应于大中国的天下视野。《汉书五行志》描述秦都咸阳的盛大景象：“先是惠文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遂不改，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正义引《庙记》更说咸阳“北至九甘泉，南至、杜，东至黄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看来秦都咸阳，其宫馆之多，散点布局之广，早就横跨渭河两岸，这样的咸阳已不能用一座城来限定，它就是话语中极言铺排奢华的“千里”王畿、“千里”王都，它是按照关中平原的大视野来打造的，是相对于中国之大而形成的核心区域，不用说，那个时代，今西安周围地区，其实都是可以叫作咸阳的，而且只是咸阳王畿的一部分。秦代考古证明，秦的“千里王畿”的“非城郭制”特点，体现了独尊君权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汉代以后均得到了延续，俞伟超先生甚至将秦汉共有的源自于国家威权性质的“中国类型劳动奴隶制”看成是所谓“中国”“秦汉”的一大特征，是典型的国家征用所有，而非日常生活的“家奴”形态。秦汉一脉，其中国精神的“大一统”传统得到了“武器的批判”式的发扬与定型，戎武耕战传统是“中国”强盛的重要文明成果。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及其武力为基础，就没有统一中国的现实性。中国一直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中国化”因此也是中国人的历代使命维系。中国之“西”的使命也在此一维系。

那么以此秦人的中国京师王畿想象，其气度冲破了一切城的规制。至今我们也未找到咸阳城墙遗痕，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秦人的气度如此宏伟，后世的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只不过是在中国时空的王畿范畴内的渐次展开，连为城市时空整体体系，只能是以时间的优势强抵秦人空间气度的努力而已。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中国时空里西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之维的重要一极。这一中国之西的“千里王畿”历史城市时空体系，是宋以前中国历史大势走向的有力支点，西的辉煌撑起了中国迈向极乐、长乐、未央梦想的一片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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