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让文化自信重新回归 ◎柏相

文化大发展以后，我国新出现了两类人：“造奖贩子”与“造书贩子”。

在国人的印象里，全世界最大的“造奖贩子”应该就是总部设在英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在英国有一个注册公司，全名叫“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后来，据说中国香港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扛旗世界纪录”认证部，他们也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名叫“扛旗世界纪录有限公司”。他们都走的是品牌发展的路子，都有自己的审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品牌，虽然各有侧重，但是都在商业运作的规制之内，似乎还都运作得很成功。

“造书贩子”，包括“造杂志贩子”，也许是我国独有的文化奇观，全世界可能都绝无仅有。这类贩子，主要的特点就是弄一个书号，然后取一个很大的书名，比如《中国××精选》《××论文年度精选》，甚至《中国××家名录》《世界××家名录》，就像蜘蛛张开一张“透明”的网，坐等各种“需要者”或“热衷者”自投。有些杂志也是这样的，刊登你的论文或稿件，不但不给稿费，还要收取所谓的版面费。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并默默地各取所需。

在文化大发展后，我国出现的这两类人——“造奖贩子”和“造书贩子”，不但是对我国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的巨大挑战，似乎也和诸如“吉尼斯世界纪录”那样的“造奖机构”，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国的“造奖贩子”或“造书贩子”，他们的言行似乎不需要取得什么相关部门的许可或批准，更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他们只需要临时成立一个所谓的“×××评选委员会（组委会、编审委员会等）”，或者在出版社购得一个书号，然后就“开工”。

当然，“获奖者”所取得的“荣誉”或“称号”，大多并不会得到相应部门或工作单位的认可；“入选者”购得的有自己“作品”的书，也多是送人或束之高阁。当然，“获奖者”和“入选者”的“命运”或“前途”，也在一阵“沾沾自喜”之后，除个别人外，大都不会有什么“分水岭式”的变化。或许有人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错！可问题是，如果这两类人多了，“造奖”和“造书”成为默认的常态，“受骗上当”者多了，由此带来的社会价值的混乱、道德期待的沉沦，甚至政府和国民信任底线的丧失恶果，最终应该由谁来“埋单”？

《广州日报》曾报道，我国第一个因屡屡“获奖”和“入选各种诗歌杂志或选本”而致贫的，是广东肇庆一个叫杜伟新的50多岁的小学教师，他被称为是“共和国获奖专业户”。据统计，他所获的奖中，“全国性”的奖项有130多个，加上其他“地方性”或“专业性”的，总共在200个以上。当然，他屡屡“获奖”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十多年间，杜伟新“获奖”花费的那十多万元，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

杜伟新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案，且不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这样的名人就曾经身陷“共和国脊梁”评奖的泥淖，出于各种需要，我们身边这种沉湎于“花钱获奖”或者“花钱入选各种书”，包括“花钱出书”的人或事，其实早就见怪不怪。

不过，与前几年相比，这几年“造奖贩子”和“造书贩子”的手段，似乎更“进化”了一些，或者说更“文明”了一些。评审费不收了，但奖次评出之后，入选者全都没有稿费不说，获奖作品集或某某精选或年选，即使不要求入选者必须征订，但出于自己收藏或其他目的，入选者大多还是会自己购买。有时组委会或编委会虽然会承诺以一本样书抵作稿费，但大多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就是印数少得可怜，影响很是有限。

再说这几年来的所谓各种各样的“评奖”，包括动不动就冠之于“全球”、“中外”或“国际”等字样的各种节会，不仅圈子味和民间化痕迹越来越浓，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质量越来越差；而且，到底参评作品的范围有多大，能来几位外国友人，恐怕就连主办方自己也觉得汗颜，有的甚至只有奖次公布或相关的活动主题宣传，就连获奖作品或参会人员的名单也难得一见。我国汉朝时就曾有民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现在这种类似局面——各种“造奖”、各种“造书”和各式各样的大造“名人”，包括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冠之于文化的节会，各种名目的辞典、精选或年选等所谓的文化假复苏或假繁荣现象，死灰复燃，且大有蔓延之势，难道不值得引起国人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吗？

大家都听说过“发家致富”或“写稿致富”，可又有谁曾听说过“获奖致贫”或“出书发文举家犯愁”呢？眼下有些杂志或报纸甚至网络头版收取“版面费”，各行各业的各种所谓的获奖，各行各业所谓的入选各种书的人和事铺天盖地并见怪不怪，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繁荣的发轫，还不如说是另一种道德沦丧的开始。

让“造奖贩子”失业，让“造书贩子”现形，让热衷于“荣誉”“分量”或“成就”的“获奖者”和“入选者”彻底清醒，让国字号媒体担当起各自应尽的传承和弘扬文化的责任，让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重新找回被需要的自信，让文化自信和社会诚信重新回归，让文化秩序和文化环境步入正轨，这似乎应该不仅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事情，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某些相关部门，必须去做的事情。

丁酉年开春，在陕西第二大城市、关天经济区副中心——宝鸡，《宝鸡日报》每周星期三，大胆开辟四个版面创办“文学周刊”，此一举，意义非凡，不仅为文化宝鸡注入了鲜活动力，也为其他兄弟地市的媒体主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振地区国民精神和增强地区文化自信，做了一个很好的引领或示范。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市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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