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到底有多厉害 傅高义的个人生平简介(2)

研究中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我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有人选择去台湾，但我觉得台湾对大陆肯定有偏见，相比之下，香港会客观一些。另外，在香港做研究有一个好处是，当时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们带来的内地消息会多一点，所以香港是个相对好的选择。”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也有一些美国特工人员从事收集中国情报。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研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研究的重要性。”

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考虑之下，我决定不研究全部中国，而研究广东，因为材料和可以访谈的人都比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他说“但是因为语言水平有限，我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问题”。回到美国后，正好哈佛大学买了《南方日报》从1949到1964年的全部报纸，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资料。

此时，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傅高义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请他来美国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来看《南方日报》等这几份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傅高义与助手这样老老实实每天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其实在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傅高义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那时候的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虽然那时候傅高义已经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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