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到底有多厉害 傅高义的个人生平简介(5)
二度出山
1995年夏,傅高义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从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上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提出希望资历老些的教授也要上公开课。傅高义觉得,不应该只讲日本、中国这两个国家,应该把课题延展到后期产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于是他开了一门叫“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的课,谈后起发展的产业社会特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是后期发展的,我想应该多理解它们,于是我去了这些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也接着做了不少研究。”不久,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亚洲四小龙:东亚的工业化》(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Asia),不但探讨了“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讨论了支持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的好朋友傅高义一同到华盛顿工作,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解释说,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是为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十几个部门提供材料分析工作。
“当时我们是集中阅读材料——主要是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的一些问题,然后撰写分析报告。我当时在华盛顿看到了很多比较秘密的材料,此前和之后我都没有机会再看到,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还没考虑去做邓小平的研究,很可惜没有用到这个机会。”这让傅高义想起来稍觉遗憾。“不过后来我还是发现,我了解邓小平还比其他人多很多,因为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 Roy)的报告我们也能看;我后来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也有一些来往,可以交换看法。”
“除了当兵的经历外,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政府的工作。”傅高义总结说,“很可惜我年轻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已经63岁了才能去,也许年轻时候我能更好地利用这个经验。”在《邓小平时代》一书前言里,傅高义特地指出,尽管有过这段工作经历,“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
重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的傅高义,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在他看来,哈佛作为世界级名校,在教育公众方面责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在傅高义领导下,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这段时间,傅高义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
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江泽民的哈佛访问。对傅高义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努力推动中国人士和哈佛学者互访的结果。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
“这次到访的时机我们利用得非常好,江泽民的演讲安保很严格,1000多名听众被要求提前一个小时进场等候,我们利用这一个小时,请了四位教授为听众们讲授中国的历史背景,让现场的学生多理解中国,这也是教育全哈佛的学生多了解中国的一个宝贵机会,所以当时哈佛大学校长也很感谢我这样做。”
江泽民来哈佛前,傅高义还跟中国方面联络,问江泽民能否在现场回答学生的提问,但遭到否认。傅高义没有死心,又通过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Ralph Sasser)与江泽民会面的机会,当面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江泽民痛快地答应下来。“尚慕杰一下飞机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江泽民能回答问题。”傅高义回忆,当时他事先做了一些准备:让一些想提问者把问题寄到他们这里来,他与其他一些专家,包括新闻专家在哈佛开会,选了两个敏感的问题。
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尽管场外不出所料地聚集了很多示威者,但是江泽民还是始终微笑着面对听众。当被问及对屋外的抗议者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我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得更大声。”底下是一片掌声和笑声。这让傅高义和其他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最后江泽民现场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这件事上他非常感谢我,我也很感谢他。”傅高义说,此后他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江泽民访问后,哈佛大学与中国教育部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也无疑为哈佛大学与中国高层的互动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03年温家宝总理再次访问哈佛。费正清中心直接参与支持了这两次高端访问。追根溯源,都与傅高义的努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