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到底有多厉害 傅高义的个人生平简介(4)

进入中国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国务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傅高义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on UnitedStates-China Relations），这个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傅高义与基辛格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常常在这里见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找费正清和傅高义这些“中国通”们，聊了一次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快会参加联合国，所以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用什么办法、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是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傅高义解释：“因为我会说汉语，又对广东情况比较了解。”而麻省前州长出访广东时，也曾邀请傅高义做随行翻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傅高义得以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于是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不是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个记者，他到延安，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

1987年傅高义前往广东。当时的广东省经济委会员为他的研究调查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当时的经委主任，就是现在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张高丽。另一个收获是，当时广东省经委为他派了个年轻干部做助手，这位叫窦新元的人后来变成了傅高义的朋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也为他提供了大量帮助。“因为他曾经在经委工作，他了解中国制度，帮助我了解全国的情况。”傅高义说。

傅高义在广东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198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 dong Under Reform）。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回忆起这次经历，傅高义觉得稍有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可能因为这个时间太敏感，他觉得有压力”。傅高义说：“我非常佩服任仲夷，他本来在辽宁，后来到了广东，他的思想非常开放，由于这个原因，他跟胡耀邦的关系很好，在胡耀邦垮了之后，他就很紧张。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压力是什么，现在才明白。”任仲夷的孙子任意后来也成了傅高义的助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见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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