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的文学队伍及其创作

刘新中

前不久，铜川市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发展的意见》，并就文艺创作的繁荣，制定了具体的举措。这个大背景下，梳理铜川的文学队伍及创作，有积极的意义。

铜川的文学队伍有四代人。

第一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文学的那批人，有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姚晓舟，《唱支山歌给党听》几十年久唱不衰，已被时间证明；有写诗的田一珠，曾是铜川市第一个省作家协会（原名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员。据已故著名诗人、曾从事过陕西省作家协会组联工作的田奇先生言，文革前全省作家协会会员只有几十个，极为稀少，为采访、深入生活方便，都在各地市宣传部有备案。有写报告文学的袁耀良，介绍全国英模、救火英雄冯玉萍的报告文学，就是由他执笔完成的。有写剧本的张治河，张治河参加过1965年的全国青创会，这份殊荣至今无人打破；铜川籍作家和谷创作成果累累，以《市长张铁民》等得名，参加过全国青创会，并参加过全国作代会，但他属于新时期崛起的一代，彼时他工作的部门属西安市或陕西省。代表的单位不属于铜川。还有王世雄，王世雄1956年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就出了书，薄薄一本，名曰《放羊娃》，曾受到老一辈文学大家如胡采、李若冰以及著名美术大师石鲁的关注。王世雄1957年到宜君工作，宜君那时归延安，王世雄此时就和铜川若干文学爱好者有联系。宜君1981划归了铜川。所以，王世雄理所当然也应当是铜川队伍中的一员。

第二批是新时期涌现的那批人，有朱文杰、刘新中、黄卫平、钟平、芦苇、豆冷伯以及半老不老的秦凤岗、李祥云、郭建民等人，这批人中黄卫平、钟平小说曾列入陕西小说33人新军行列，以后的小说创作成绩斐然；刘新中诗歌曾登上中国诗歌刊物《诗刊》，并出版了铜川市第一本诗集和诗歌理论集；朱文杰为铜川早期的文学活动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功不可没，他重要的作品如《哭泉》《老三届采访手记》虽都在西安工作时出版，但其构想准备可追溯铜川；秦凤岗出版了铜川最早的两本书，并率先加入了省作家协会；郭建民的农民诗歌在全省极具影响，以他为核心，把陕西省农民诗歌的大本营扎到了铜川。他们开辟了铜川的一个文学时代，制造了一支颇具实力的文学队伍，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第三批是六零后乃至七十年代初那拨人，这批人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是铜川文学队伍的黄金一代，有唐云岗、刘平安、吴川淮、吕峻涛、王宏哲、王维亚、安黎、第五建平、刘爱玲、王可田、陈忠海、冰峰、李双霖等人，他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步、崛起乃至于大放光彩。后来许多人都到了西安，成为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譬如安黎的乡土小说，有文化批判；第五建平的探险小说，有哲学思考；王宏哲的小说，以小人物小事情切入，凸显人性的复杂；王维亚的散文，叙写笔墨情怀，发散出文化的力量；刘平安的散文，朴实中显灵性，平和里不乏故土情怀，都在较大范围制造出影响；调到北京工作的陈忠海，网络小说曾风头一时，曾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曹操秘史》《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固守本土的唐云岗、刘爱玲的小说，王可田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都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在全省享有盛名。唐云岗的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刘爱玲的中篇小说《上王村的马六》，王可田的诗集《拾穗者》分获全国文化杯文学一等奖，这是文化部落户天津的公共文化项目，小说、散文、诗歌分别以梁斌、孙犁、鲁藜冠名，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这批人，年富力强，经验与阅历日臻成熟，还在路上，上升空间仍然很大。另外，队伍庞大。如果细数，还可列出一串名字，如吕学敏、王存良、何文朝、李建荣、皇甫江等。

第四批人队伍蔚为大观，进入新世纪后，曾经的文学热潮已不复存在。但火种犹在，随着各区县文联、作协的等组织的建立，文学不再神秘高深，触手可摸，文学回归大众增加了人们操弄文学的自信；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人人皆可发表作品，并评头论足，明显个体化特点呈现的同时，交流、交融同步提高成为一大亮点。这批人佼佼者有陈广建、张惠妹、郑晓蒙等。

铜川文学队伍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一代扶持一代，团结凝聚，不事张扬，互为支持。在省上有口碑。个人的文学禀赋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好的氛围，缺乏过来人的经验指点、鼓励与无私支持，缺乏文化的传承，一茬人齐刷刷的进步则不可能。许多支持、经验有形，可笔述，传承则是一种潜移默化。

铜川过去是一个山区小县，煤炭大规模开采后，迅速发展、壮大，人员五湖四海，反映到文学上，不保守，有较宽的视野；注重积淀，厚积薄发；作品的内容、题材也五花八门。

已故著名作家路遥和铜川渊源很深，他在生前和铜川文友一次小范围聚会时说，他看好铜川，对铜川的文学充满了希望。此言不虚，非应景之说。当年铜川文学已显气象，顺延下来，如今更进一步。文化是软实力，是血脉与灵魂，这种认识已成为全国上上下下共识。铜川出台政策，是东风，借风驶帆，铜川的文学应当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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