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文学陕军与影视改编 ◎吴万哲

文学陕军是全国一支劲旅，佳作频出，但遗憾的是“触电”作品却不多，原因何在？2012年，我曾参与某影视公司将贾平凹《秦腔》改编电视剧的工作，虽然后因故放弃，但我较多地思考了文学改编影视的问题。这里，我以此次改编实践为例，就此话题谈谈个人观点。

一、文学陕军与影视改编现状

文学历史悠久，而影视则是近代的事。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是在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之后产生的一种艺术样式，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于1905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时长仅20分钟）1958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纵观中外艺术史，后一种艺术都是在前一种艺术发展基础上诞生的，故前者为后者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陕西文学与影视联姻有过辉煌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改编为同名电影，一举荣获第八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等多项大奖；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89年改编为14集电视剧，也赢得较高口碑，2015年重拍成56集，反响依然火爆。陈忠实《白鹿原》改编成同名电影、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叶广芩《青木川》改编为《一代枭雄》，已故知名作家杜鹏程《保卫延安》、当代作家孙皓晖《大秦帝国》、吴文莉《叶落长安》、党益民《一路格桑花》等也都改编为同名电视剧。陕南作家李春平《郎在对门唱山歌》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大奖。宝鸡籍作家吴克敬中篇小说《草台班子》改编为电影《大丑》，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

贾平凹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更是频频走红银幕、荧屏。中篇《鸡窝洼的人家》改编为《野山》，取得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7项提名、6项获奖的佳绩。《腊月正月》改编为电影《乡民》，《小月前本》改编为《月月》，《五魁》改编为同名电影，《古堡》改编为电视剧，其多部作品还被改编为舞台剧《浮躁》《天狗》《鸡窝洼的人家》《土炕上的女人》等。新世纪以来，他的小说《高兴》被香港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

陕西文学与影视广泛“联姻”，引起人们对陕西文化的强烈关注和探讨，在极大提高陕西文学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也为提升陕西经济发展软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却在减弱。陕西是文学大省，新中国成立后17年全国涌现出的8部优秀长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陕西占其二；上世纪90年代，又出现震动中国文坛的“陕军东征”，出现了《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废都》《八里情仇》《热爱命运》等优秀作品，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腔》获茅盾文学奖。近年更是佳作不断，优秀作家群星灿烂，但与影视联姻者却寥寥。

而同期外地、外省一些作家的作品却纷纷“触电”，收获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家海岩的《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等，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手机》等，都成功地与影视合作。

当影视文化大面积普及，陕西文学作品却未能很好地走上银幕、走进荧屏，未能通过大众传媒更好提升知名度、美誉度，未能给陕西作家带来丰厚经济效益，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应引起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思考。

二、文学陕军“触电”鲜有成功的原因

（一）思想认识原因

影视是一种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传播的新艺术，面对影视文化冲击狂潮，中国作家大体表现出三种态度：一是积极主动型。如作家池莉、海岩、六六等，主动与影视合作。二为既不抗拒影视改编，也未放弃对作品文学性的追求。如刘震云等，哪个影视人能“读懂”自己的作品，便与哪家合作，且要自己操刀改编，以保证品质。三是怀疑、抗拒型。他们对影视持怀疑态度，认为将小说改编为影视，会使文学品质丧失，面对文学生存的压力，依然坚守纯文学阵地。如著名作家张炜、张抗抗等。

陕西作家因“触电”少，这类话题公开的较少。贾平凹小说《高兴》改编为同名电影，口碑不错，但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却引来非议，去年还有报刊这样评述：“新世纪后，陕西影视改编在为文学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知名度的同时，也给文学原著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目前的改编热中，为了迎合市场，一些作品被打上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急功近利之下，文学原著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被弱化，这也给影视与文学的协奏曲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2005年贾平凹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兴》，小说的总体基调是充满悲剧意味的，但在2008年的电影改编中却被导演改成了喜剧，虽说电影《高兴》口碑不错，但对小说的命题而言却是一种背离，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著中的那种历史深切度与思想意蕴。”

小说与影视的表现题材、内容、形式、结构等不同。小说是阅读文学，是人们通过阅读作家用文字描绘的人和事物，再通过大脑“解码”，产生阅读快感和享受。而影视主要是通过直观画面，接受惊心动魄的故事，给人们以心灵愉悦和美感。小说是“小众文学”，需要一定的鉴赏水平，受众面较窄；而影视直观性强，是“大众文化”，雅俗共赏，老少皆宜。贾平凹作品历来以领跑中国文学、关注社会、民族命运著称。其思想意蕴要超前一般人思维十几年，如果影视改编过分忠实原著，加强“历史深切度与思想意蕴”，将其拍成“悲剧”片，那些电影主流消费群体的年轻人会买这个单吗？

（二）作品自身原因

1.主题过于严肃

文学陕军多喜欢干预生活，批判现实，但影视是大众文学、快餐文学，特别是电视剧，观众属被动接受，悲剧、过于严肃的主题大众不大喜欢。为什么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剧会充斥荧屏、银幕，这与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生存压力有关。工作烦劳一天了，去影院、打开电视机，想放松放松，如果荧屏、银幕还充斥“严肃”话题，或“哭哭啼啼”令人揪心的内容，有人喜欢吗？另外，批判性过强，即便拍摄出来，审查这一关也过不了，投资商的钱便打了水漂。据有关资料介绍，每年全国生产一万五、六千集电视剧，而播出的仅五六千集，大量作品因主题问题不能播出。如果我们“忠于原著”，把《高兴》拍成批判现实的电影，可行吗？拍成悲剧，有观众看吗？严肃、厚重的话题，令影视人对美丽的文学陕军望而却步。

2.缺乏一个好故事

中国小说是从宋元话本走向成熟的，传统小说就是讲故事，但近现代以来，欧风东渐，淡化故事，甚至无故事、散文化写作占了上风，陕军尤甚。柳青《创业史》，就不大讲究故事的精彩性，记者出身的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也充满纪实性风格。贾平凹前期作品继承了传统小说写法，故事性强，所以拍成电影的很多，但以后的小说采取散文化写作，不大重视结构故事，以局部细节细腻、逼真、感人见长。贾先生是语言高手，他的这种写作手法独树一帜，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许多后来者却因修养不到位，便成“邯郸学步”。缺乏一个好故事，便失去改编影视的基础。

3.不大讲究结构

文学陕军素以厚重著称，大多运用团型结构（或局部团型），而影视剧大多采取线性结构，且讲究悬疑、伏笔、起伏，讲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巨大悬念，而文学陕军的作品大多缺失这些元素。文学陕军多喜欢直面生活、直面人生，不大讲究角度选择，缺乏传统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表达效果。陕西文坛三棵大树《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或《废都》），都以人物多、时间跨度长、场面宏大著称，后来者便极力向这些名著学习，也动辄写“百年史”“百名人”，但缺乏驾驭能力，不注意结构的“起承转合”，没有匠心独运、波伏浪起、环环相扣的结构，自然很难引起影视人的青睐。

4.人物性格多内化描写表现冲突

戏剧讲究冲突和矛盾，陕军文学中许多小说擅长表现人物内化的东西，喜欢环境描写、心理描写，读来栩栩如生，形象呼之欲出，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缺乏勾连，缺乏激烈冲突，失却了戏剧元素。人物设置缺乏“生末净旦丑”的个性特征，影子人物太多，无法适合影视剧改编需要。《保卫延安》虽然后来也改编成电视剧，但编剧除重新编织故事外，还增添了主要人物女一号，且将许多内化描写，变成外化事件冲突，花费了大量心血。

5.时代感表现力不强

文学陕军不管写历史、写近代、写现代，还是写当代，喜欢“记录历史”，对那个时代描绘得淋漓尽致，作为小说都是一流的，但要改编为影视作品就问题多多。观众看影视剧的目的不是上历史课，不是当民俗学家，不是去还原历史，而是通过看剧，愉悦心灵，陶冶情操，为自己的人生、生活、事业带来一些启迪。优秀影视剧虽然演的是古代帝王将相、皇宫故事，但观众感觉好像在说身边事、邻里事、家常事，而我们的作品，即便是当代题材，也给人以陈旧、老土、恍若隔世之感，新思维、新事物、新信息量严重缺失，从而令影视人无法在小说中找到与当代观众的契合点，故无法改编。

（三）编剧方面原因

陕西作家大都潜心文学创作，除莫伸、竹子、和谷、杨争光等作家外，大都不亲自参与作品改编，别人改编艺术、技术等又很难做到令多方满意，便只好束之高阁。艺术暂且不谈，仅技术问题就无法逾越。笔者遇到这样一件事，通过熟人说合同意，将某作家作品改编为30集连续剧，几个公司感觉不错，便提出要拿到作家授权，等题材审查通过后再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但作家提出要先购买版权，造成事情搁浅。陕西作家大多秉承影视公司改编前即购买作品版权，但影视公司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也就影响了二者联姻。

在影视剧制作中，编剧本身是个被挤压的职业，在陕西还有一种偏见，重视小说创作，轻视影视剧本创作。影视编剧在管理上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散兵游勇，自生自灭。大多公司信奉“外来和尚好念经”，瞧不起本地编剧，大量本地编剧流失。对编剧不重视，也是影响陕西文学走向影视的因素之一。

还有，影视编剧是苦差事，文学改编又特别熬人，改编一部戏并不比原创费力少，但拍出来效果好了，会认为是原著基础好，没有编剧的事；效果差了，又会认为是编剧没改好。因此著名编剧宁肯原创，也不愿意做此事。非著名编剧尽管很有实力、非常热衷，影视公司却看不上，便出现了文学陕军抱着金盆无人搭理的尴尬境地。

三、文学陕军影视改编亟须解决的一些问题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无模式可借鉴、无成功经验可效仿，历来争议不断。笔者在这里大胆呼吁：

（一）坚决破除要“忠实于原著的思想和精髓”的禁锢

陕西文学素以直面生活、批判现实、关照人生、叙事宏大、思想深邃、主题深刻著称，生活描写细腻、逼真，剖析人性见长，而这些恰恰是影视文学无法表现的。我在改编《秦腔》时，首先就遇到是“忠于原著”、还是“大胆创作”的拦路虎。因我较多参与改编，有过教训，便向公司提议：如果不破此戒，根本没法改。我说：贾先生以独特、个性、生命化体验和丰富的生活积累为素材，以美轮美奂的散文意象语言为工具创作的，故事虽符合影视元素，可适合在“大众化”欣赏的电视平台播放吗？在改编初期，作家不同意，经影视公司做工作，放弃了限制，我才得以动手。

前不久，原《陕西农村报》执行主编、富平作家李印功出版了长篇小说《胭脂岭》，我在第一时间接手改编，提出要“突破原著禁锢”，他很支持，我便按照影视思路二度创作，项目得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重视。

（二）文学陕军创作向影视表现形式适度靠拢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扔下小说，转向影视剧。文学陕军能否借鉴、吸收影视文学长处；能否在表达严肃主题时智性一些，在结构上能否回归传统；能否加强作品故事性，融入一些蒙太奇手法；能否重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起承转合”作品结构，注意人物性格外化表现，让人物在事件、事故、故事中诞生、发展、成熟、成长；能否遵循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教导，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不断地制造情节、冲突事件，是电视剧叙事的必要手段，也是让观众保持观看兴趣的关键所在。散文化小说，没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故事，几无改编可能。

（三）制定扶持政策，推动陕西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思路一变天地宽。“触电”将是提升我省文学事业、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把此项工作当作振兴陕西文学的大工程，制定相关政策，扶持本省文学作品影视剧的改编，成立专门班底，将其当作推动陕西文化产业重任大力推进，通过影视产业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巨大软实力。

影视人也应舍得为改编投资。改编是一次文学文化向影视文化的转换，编剧不但要咬碎、嚼烂原著，更要深入“文学地理”，站在历史的、时代的前列审视原著，研究、解读、挖掘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再创作出适合影视表现形式的影视作品。建议陕西作家或像刘震云亲自改编自己作品，或如池莉、海岩、六六等大胆涉入影视剧制作。同时建议作家开始时能绕开“版权”问题，“先上车，后买票”，等作品找到卖主，再行付版权费，加快促进作品影视转化。

（吴万哲：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市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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