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华：纺织城

母亲说，我是在老家生，西安长的。“老家”其实说的是母亲的家乡，江苏省某某县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队。清晰的记忆从我上学认得汉字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时每到春节，老家的舅舅都会从乡下寄一个包裹来。包裹里是花生米，大约四五斤重。去了壳的花生米，粉粉的、红红的，半潮半干，散发着乡土的气息和清香。那时候，城里人逢年过节能吃上花生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朴素的想法是，农村种花生，城里不种花生，所以城里人吃花生难场些。我也就特别注意了包裹上的地址，那个我出生的地方，尽管我脑子里没有任何具体的记忆和影像。以至于后来语文课本里学到鲁迅的文章，关于江浙一带水乡的描写，我就认为那就是母亲的家乡，我出生的地方。“西安”则说的是纺织城。我从小一直在纺织城长大，后来工作也是在纺织城。

关于纺织城的最初记忆，是职工医院。那时我五六岁，弟弟也就三岁。母亲从苏北农村来西安之前就一直贫血。平时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往往都是在厂卫生所看的。母亲贫血严重时，父亲就用架子车拉上母亲、我和弟弟，去职工医院看病。父亲办手续时，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抱着弟弟。母亲看病时，父亲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拉着我。弟弟眼睛四处乱转，看哪都好奇。我则注意到，职工医院比厂卫生所大多了，原来大医院是看大病的。

1970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父亲工作的电力机械厂还没有学校。我们要走三站路的距离，去西北一印小学上学。上学以后才知道，纺织城每个纺织厂都有中小学。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人间美味”。可能是为了鼓励我学习，一个寒冷的早上，父亲骑自行车带上我，早早去“一间楼”吃羊肉泡，撵上课前再把我送到学校。父亲喜欢把两个馍掰上十几块就送进去煮了。我担心自己嚼不动，就学着邻桌的样子，连掰带掐，把馍弄得很小很碎。父亲的碗端出来，十几块馍在碗里游着泳。父亲一边嚼着馍，一边喝着汤，样子很爽。我的碗端出来，馍和汤整个成了糊状，要低头刨着吃，感觉也很香。听说“一间楼”是老字号。我就想老字号做出来的饭就是香，就是不一样。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在外面饭馆吃饭，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饭。多年来，一想起那个寒冷的早晨，一想起那碗羊肉泡，浑身就觉得热乎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每逢老家来了亲戚，父亲总是把他们带去吃羊肉泡。他们回去后说，西安羊肉泡馍的碗比头还大。“一间楼”的生意一直很火。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间楼除了卖泡馍外，还增加了面条，一种非常筋道的机器面，小拇指宽、扁的，油泼或是拌了牛肉臊子吃。到了中午，店里吃泡馍的人满满的。吃面的人还要排队，都是蹲在外面的屋檐下吃面，一蹲就是几十人。吃完了也不用进去送碗，把碗放在原地，筷子担在碗沿儿上走人就行，自有服务员来收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纺织城还有两家国营餐厅很出名，一个是东郊食堂，后来叫纺织城餐厅；一个是三厂饺子馆。东郊食堂的蒸饺、温拌肚丝、糖醋排骨还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东郊食堂的砂锅更是纺织城人难以忘却的温馨记忆。三厂饺子馆的机器饺子，个大、量足、味道好。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家住一楼，他的父亲常爱喝个小酒。他的母亲下了班就时常从东郊食堂捎几个菜回来。看着他父亲在院子里小桌旁，坐着小凳喝着酒，我们都好生羡慕，都知道纺织厂效益好，在纺织厂工作工资高。

上小学以后，我对纺织城的了解和认识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在外人看来，我家住的电力机械厂就在纺织城。我一直认为充其量是纺织城的边边。那时每个星期三下午学生是不上课的，作业也不像现在孩子的多。我们写完作业就去逛纺织城，再撵家长下班之前赶回来。那时我对纺织城的印象是，纺织城商场是纺织城的中心，南边有一个纺织城工人俱乐部，北边有一个纺织城电影院，纺正街东边都是纺织厂的家属院，纺西街以西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是一摆子工厂。有11路公共汽车从五厂经长乐路到火车站；有5路电车从水泥厂经长乐路到钟楼；有8路公共汽车从三厂经咸宁路到钟楼。纺织城人把去西安一直叫进城。这三路车成了纺织城人进城的专车。

后来参加工作，我对纺织城有了理性的认识，感觉纺织城是纺、织出来的城。街是经线，路是纬线。从北向南，纺建路、纺一路、纺二路……一直到纺九路。从东至西，纺东街、纺正街、纺西街。建国初期的1953年，在白鹿原下、氵产河岸边，这么一个原坡地带，摆布建设一个纺织城，这样的规划设计，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科学非常了不起的。六十年过来了，纺织城除了向东延伸了纺建路、向南延伸了纺正街，打通了纺科路，拓宽了纺西街，这样的规划设计，几乎没有影响到它的城市功能。也就是从那时起，来自西安、陕西、乃至全国的建设者，在这里，纺出了线、织出了布，纺出了纺织城的繁荣，也织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建厂开始，这里几年间，一下由荒草滩变成了一个“卫星”城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纺织城在全国一直是一个响当当的地名，人称西安的“小上海”。1960年10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夫妇访问过西北一印。1976年6月，纺织工业部部长郝建秀同志视察过西北国棉三厂。那个时期，人行道上上下班的女工戴着白工作帽，系着白围腰，密密麻麻，有说有笑，是纺织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纺织城像一个小城市，你常常可以听到上海、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的口音在交谈。织布机旁，有纺织女工洒下的辛勤汗水；俱乐部舞厅，有纺织女工划出的优美弧线；公园溜冰场，有纺织女工留下的欢乐笑声；三四厂泳池，有纺织女工击出的点点浪花。上世纪八十年代，纺织城最多时有十万多人，职工就有五万多人。职工上班，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班倒，到六十年代的三班倒，变成了四班三运转。早上、中午、晚上时常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那是纺织厂铁路专用线繁忙的印证。每逢星期天节假日，纺正街人熙熙攘攘，比西安城里钟楼、东大街的人还多。那时，电建中学、四厂中学、五环中学的教学质量也不错，高考的升学率也挺高。即使升学无望的也可以招工进厂或是顶替进厂。纺织城人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任何事情都有兴衰。企业也不例外。那是一九九几年已记得不清楚了，我在家属院里遇见了从小一块玩大的初中同学。他告诉我，从四厂出来了。我当时很惊讶：辞职了？他说是买断工龄，企业不行了，再干下去也没意思了。哦，我没有再说什么。他初中毕业就顶替母亲进了国棉四厂。我当时既羡慕又惋惜。羡慕的是进国营大厂有了工作，惋惜的是学习挺好的为啥早早工作呢？后来他在厂里补习了高中课程，考上了电大，电大毕业进了厂里科室工作。怎么十来年的天景，国营企业就不行了呢？他说职工也搞不明白，有着几十年生产经验，有着雄厚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的国营企业怎么就竞争不过南方的私营企业呢？既然是国营企业国家怎么就放手不管了呢？现在，西北一印、国棉六厂已彻底破产，其他几个纺织厂仍在艰难维持，其规模效益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果说当年鼎盛时的纺织城是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而现在的纺织城则是一碗温吞吞的胡辣汤了。“两麻一拐”成了纺织城独特的景象，就是麻将馆多、麻辣烫多、“拐的”多。麻将馆多是那种一间房子放七八桌成十桌的大众麻将馆。白天老年人居多，晚上中年人居多。味美价廉的麻辣烫生意异常火爆。“拐的”，那种背后看起来像QQ的三轮摩托野出租，在街道上窜来窜去，偶尔从你身边擦身而过，音响开得特别大，感觉开“拐的”的人还特别自在。夏季的夜晚，纺正街走路的、逛街的、回家的，人依旧的多。家属院里，老年人三三两两坐着小凳子，手里拿着有了年代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说着有一句没一句的话。路灯下商店门口，每天都有三五个中年男人坐着凳子，跷着二郎腿，一人身边的地上都蹲着一瓶啤酒，好像有谈不完说不完的话。你从他们身边经过，听他们今天谈股票彩票；明天谈欧洲杯世界杯；后天又谈两会十八大。偶尔也会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媳妇站在旁边，间或插上一句嘴。不知道这几个男人第二天还要干什么工作，感觉纺织城人的优越感仍在。

纺正街的五角枫依然熟悉；纺织公园里雷锋和少先队员的塑像依然亲切；“下一站，公社”的报站依然知道是哪里；五环文化广场每天晚上依然有几百人在健身跳舞；六厂自由区依然有六七百户职工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平房里。家属院里，高低不同、颜色不同、样式不同、新旧不同的楼房，无言地述说着纺织厂的发展和纺织城的历史。

这里一切都变了，又好像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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