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身后的是非纷争

最近在报上看到作家宗璞写他父亲冯友兰的文章。大意是说，加在他父亲头上的很多评价是“不实之词”，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那是没得说的，他的著作“三史”、“六书”在那放着呢。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对他始终存在着争议呢？

胡适当年有段时间就很看不起冯友兰。胡适日记里曾记载冯友兰从美国回来时的情况，不无讥讽。1961年4月30日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胡适住处聊天。胡适再次说冯友兰“是个会打算的人”。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一书中对冯友兰也评价不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冯友兰自命“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实际上，如果我们细观冯友兰的一生，当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可能没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冯友兰一直在努力，一直在适应，一直试图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高明”与“中庸”是颇值得把玩的。

人们对冯友兰有看法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友兰在“文革”，尤其是在“批林批孔”中的种种表现。尽管冯氏父女对此多有辩解，但终难取得世人谅解。1959年，六十四岁的冯友兰出版了《四十年的回顾》。书一出他就给康生寄了一本，请他指正。康生回信：“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顾》，谢谢。接书后，重读了题词，粗阅了序言，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甚愿读完全书，以资学习，若云‘指示’，又何敢当。”学者并非不能给领导人送书，然而以冯友兰在学术界的地位，主动去给高层送书，难免不使人认为其有结交权势、低头用世之心。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曾强调，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一点从前人讲的“骨格”。在“骨格”这一点上，冯友兰与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是没法比的。

文/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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