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有文化的根基都在农村——访诗人周公度(2)
诗歌是国家的荣耀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古体诗歌和现代新诗的？
周公度：现代诗的写作难度、方式都高于古体诗，现代诗更复杂，更丰富，现代人的内心也往往比古人更丰富一些。而古体诗有一个外在的形式，像个模子一样，写的时候往里套就可以。
记者：您能浅谈一下古诗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吗？
周公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没有一个是从小说开始的，都是从诗歌开始的，所以说诗是一个国家的荣耀，如果是小说那就太可悲了。
陕西的秦文化，留下的东西非常的少。但是像《古诗源》里有一些古歌谣，这些谣曲是以陕西、山西、甘肃这一带为中心的民谣，这些民谣是极短的，反而这些东西成了我们陕西文化的根，它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因为它简单。
就像唐诗给人的整体印象是雍容的。比如穿一件衬衣就足够了，他还要穿件貂皮。这对中国文化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到元曲就更不用说了，元曲是比较粗略的，中国文化里再也没有比元曲更糟糕的文体了，我们不是不喜欢粗俗的东西，我们喜欢的是那种粗粝感，它有进取精神，非常稳健。一般要谈诗，就要和当时的国力相结合，如果不结合的话纯粹就诗谈诗，是谈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的。
记者：您近作《中国新诗二十四论》自面世以来，在各界尤其是诗歌评论界都引起不小的反响，您能谈谈这部作品吗？
周公度：《二十四论》最开始是我做诗歌杂志时写的卷首语，评论界的人比较看好，开始是想怎么把它系统的写一写，文章写得比较短。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拿中国本土文化来评论中国本土诗歌的标准和观点，评论界认为这种观点是落伍的，但诗歌的观点不存在时尚与否，观点只有一个——就是简单。
《二十四论》谈的比较广一点，我主要谈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把诗歌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制高点，因为事实也是如此。只是到了这五十年，诗歌才没有成为中国的中心，甚至在民国的时候它还是文化的中心，因为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诗歌开始的，在当时的每一个诗人的地位也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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