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健：挣工分

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的农村，不论是天南地北的男女老少，还是干部社员，挣的都是工分，全凭工分吃饭。因而，家乡的人们把工分看作金钱，视若命根。

工分是分等级的，分为六、七、八、九、十共五个等级，十分工为全劳，六分工为半劳。起初，女的一天最高挣八分工，而男的最高为十分工。后来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女的也能挣到十分工。是工分等级的评定，刚开始工分等级需经过评定一般由社员群众大会评定，后来由队委会干部评定，再后来干脆队长一人说了算。评定的对象多为回乡的青年学生、婚嫁的媳妇、上门的女婿以及年满十六周岁的青年男女等。还有技术人员的工分，如摇耧的、扬场的、入麦秸的，或是铁匠、木匠、泥水匠（指泥瓦匠），一天可挣十一二工分。特别是一些技术性强的活儿、包工活儿，一天可挣两三天的工分。

一九六八年，我十六岁退学后，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见证了农村工分制的发展和消亡。这个记工员不是谁都能当的，也不是好干的，社员们常常为少记、漏记、错记、误记一晌出勤或一分工与我发生争执，说到紧板处，双方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我是凭工分吃饭哩，工分就是口粮，工分就是金钱，工分就是命根。”为了消除社员的误会和疑虑，我坚持用学到的知识，为社员群众尽最大努力记好工、尽好责、服好务，做到每个人的工分日清月结，张榜上墙公布。每逢张榜公布日，社员都翘首观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及时张榜公布，大家都夸我记得准、算得清，公道公正，一下子拉近了一个回乡学生与社员群众的距离，消除了疑虑，增强了社员群众对我的信任。

有活儿干就能挣工分，没活儿干就不能挣工分，有活干没活干后来全凭队长一人说了算。有的队长看谁不顺眼，脏活、累活、苦活就全是他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队长不爱常在外”；关系好的、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不仅派些轻巧活，还能多挣工分；特别是经常爱顶撞、爱找碴、爱提意见的社员，就不给安排活，让他挣不上工分。可是，我们队的队长高文战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对社员一视同仁，根据社员个人能力安排活路，让人心服口服，被社员称之为“公道能干的老队长”。

另外，我们村的义贤伯、志祥叔、智娃哥等人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苦活抢在人前干。特别是义贤伯，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干起活来善于寻窍门，舍得使力气，样样活路娴熟精通。社员群众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叫《夸把式》：“摇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浇水提绳窝柳罐，吆车甩得回头鞭”。挣工分也有多少之分，勤快人一年可挣三百多个，最高可达三百三十多个；一般的可挣二百七八，懒人挣的工分也就一百多个工分。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工分同粮票、布票一样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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