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轮台罪己诏》原文全文及历史意义

轮台罪己诏是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刘彻所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重启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汉武帝罪己诏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创作背景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汉武帝晚年，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并任用江充，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

经济上，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使国家经济好转，但也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广大平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暴乱，并且愈演愈烈。

军事上，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后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此时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恐遭祸，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但之后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

以上种种打击使汉武帝心灰意冷，对自己过去坚持的施政主张开始动摇。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戍兵以备匈奴（既，将新疆等广阔西域领土纳入中国统治），然而汉武帝并未同意，驳回了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

应该了解的是，历史上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并非很多世人所认为的武帝时期，而是在汉武帝的重孙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地节二年（西元前68年），宣帝遣骑都尉郑吉屯田渠犁（今库尔勒市）防范匈奴，始设西域都护府，这是汉族中央王朝宣誓对新疆主权之始，其所遵循的就是桑弘羊的遗策，这比武帝征讨西域晚了几十年。（至西元2014年新疆（西域）作为中国自古所有的领土的一部分，已存在2082年矣，超过对许多南北方边疆地区的统治时间。两千年来新疆的原著民族除汉族外，大部分早已为物是人非。）

按：桑弘羊本洛阳商人子，十六岁与孔谨、东郭咸阳等入宫为郎官，学习理财，后累官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是西汉著名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武帝死，外戚霍光擅政，诬其谋反后加以杀害，时已七十三岁高龄。《盐铁论》就是记载其政治、经济主张的著作。

历史意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大至尊的。此人自称“朕”，发出的指示曰“制”、曰“诏”。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呼“万岁”。像这样的自大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认错的，即使认了错也是轻描淡写，甚至拿别人做替罪羊。至于说主动纠正错误，那连门儿都没有。

然而，西汉的汉武帝却开了一个“过而能改”的先例。汉武帝生于西汉的所谓“盛世”。汉帝国经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汉武帝从小就尽情地享受着盛世的红利，大概还在上幼儿园年龄，他就当着自己的小表妹阿娇夸口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听听这口吻，家里如果没有一座金山，小小年纪，哪来这股冲天牛气？

毫无疑问，如果汉武帝能继承他爷爷、老爸的政治遗产，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文景之治” 的时代肯定会持续下去。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完全可以说，汉武帝的大动作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他推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非”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他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他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他雅好女色，后宫美女数千。他梦想成仙，崇信妖人。他热衷封禅，遍祀诸神……

汉武帝如此地张扬挥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袭边的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义举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争斗不断，特别是他亲自逼死了太子刘据以后，令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来。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当有大臣建议在轮台（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

在诏书里，他对平生功业没有用“两分法”，也没有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 “深陈既往之悔”，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赤裸裸地做自我批评，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决心改正错误，他说：“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对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拗地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却残忍地逼令其母亲钩弋夫人自杀，为的是避免重蹈汉初吕后干政的覆辙。接着又任命霍光、金日-、桑弘羊、上官桀等为辅政大臣。不久，一代雄主就在五柞宫去世。新主在五位辅政大臣的辅佐之下，较好地遵循汉武帝的“轮台诏”精神，轻徭薄赋，发展农耕，改进刑狱，整饬吏治，使国家走上了正规，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政权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汉武帝到了暮年，尚能放下万乘之尊，认真检讨，坚决悔过，十分难得。宋朝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指出，汉武帝犯的错误和暴虐的秦始皇差不多了，但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宋人王士朋也有《武帝》诗一首，专写武帝晚年的故事，诗中写道：

武帝英雄类始皇，甘心黩武国几亡。

晚年赖有知人术，解把婴儿付霍光。

中国古代，早就有执政者“罪己”的传统，据《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既记载了君主“罪己” 的史实，也把“罪己”和“罪人”的后果说得极为明白。但作为天下的主宰者，君主们是很难做到“罪己”的。所以三代以降，这种事再也没有见诸史传。这样，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大概只有汉武帝了。

汉武帝这种面对现实、大胆否定自我的政治决断，不但未影响“秦皇汉武”一代雄主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缺失，也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无论是他的继承人，还是其它王朝的统治者，都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勇气，所以，等待他们的结局也只能是“其亡也忽焉”了。